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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政府的政策如何撬动市场力量

2019-01-31 01:18:51

高尚全:政府的政策如何撬动市场力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高尚全

这次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世界,其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冲击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影响到世界的金融行业,影响到虚拟经济,而且影响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影响到了社会生活,也影响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我们注意到,在这次美国政府采取的相关救市政策中,采取了一些国有化的措施。于是就有人说了,美国现在搞社会主义了,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为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说,布什同志与我们走到一起了,都在搞国有化。在过去的一年里查维斯为了搞社会主义已把电力、石油、钢铁、水泥和电讯企业收归国有。在国内,有人说我们过去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错的,应该发挥计划的基础性作用。也有人认为,市场化过了头,所以出现了那么多问题。

面对这些论调,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国有化是否就是等于社会主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近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是把普通人的利益、大众的利益放在位来考虑的。美国的保尔森可不是这样的,他是拿纳税人的钱去救一小部分人,去救华尔街。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操作主义。”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德国的俾斯麦政府当年曾把铁路、烟草公司等收归国有,把国有化措施作为所谓“建立社会主义”。恩格斯对此曾深刻批判说,“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会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不是任何形式的国有化都是社会主义的。希特勒也搞过国家社会主义,他通过国家的力量把企业和托拉斯国有化,但纳粹党提出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一些困难群体对现状不满,于是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以争取这些群体的支持。

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复杂情况,我认为,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尤为重要。

从我国改革的历史来看,

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来之不易

市场化改革是我们三十年改革的成功经验,是经过我们反复艰苦的探索得出来的结论,同时也是我们今后改革不能动摇的方向。我们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国有化,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长期执行计划经济。1978年以前我们也搞过改革,但是没有找对方向,没有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计划经济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统”,通过中央部门来搞集中统一的经济,结果是一统就死。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个是沈阳的案例:沈阳有两个工厂,一个叫电缆厂,属于一机部管;另外一个是沈阳冶炼厂,由冶金部管。这两个工厂正好隔一堵墙。那么,电缆厂需要的铜,由一机部从外地调到沈阳,冶炼厂生产出来的铜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本来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签个合同就解决问题了,非要费那么大的劲,造成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浪费,说明当时的体制是不行的。第二个是上海的案例: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为了不影响生产,企业需要一些防暑的措施,那时候没有空调,只有鼓风机,但是企业要买鼓风机没有自主权,要打报告,报告要经过十一个部门来审批,那么一个图章盖下来,夏天已经过去了。所以我当时写了一个调研报告叫《企业要有一定自主权》。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积极性,什么东西都要审批,审批经济就是这么来的,都是部门来指挥企业的生产,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集中在部里,企业没有自主权,结果造成了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效率低下。这个调研报告1956年12月6日在《人民》发表了。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就开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市场调节,所以我们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为什么提计划经济为主,因为当时认为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必须要坚持,不能动摇。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觉得没有商品经济不行了,就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中央决定文件的起草,按照我的调查研究,那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那个地方经济比较活,那个地方群众就比较富裕。原来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应加一句,“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当时我们起草小组有争论,有人不赞成写上商品经济,中央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用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但是还是有争论,有的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主要是强调“有计划”,计划经济不能动摇。到了十三大提出来,“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建立计划和市场是内在统一的体制”,又进了一步。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又回潮了,有些人批判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认为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资本主义。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和手段,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有计划。根据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就明确提出来,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反复探索才明确改革的方向,所以我们不能动摇。

从改革的实践来看,

30年改革实践证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今天中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改革开放的结果。改革开放实现了三个伟大转变,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是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的国家,第三是从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转向富裕小康的社会主义。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07年GDP达到24.6万亿,年均增长高达9.75%,人均GDP上升到1.8万多元;综合国力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国家财政收入从1000多亿元增长到5.13万亿元,现在接近6万亿;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17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的比例由第23位跃居到第3位;外汇储备从1.76亿美元增长到近1.53万亿美元,现在将近2万亿;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人;城镇化水平从17.9%提高到44.9%;谷物、肉类、棉花等主要农产品,钢、煤等主要工业品产量均已多年位居世界。这些变化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就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市场不是万能的,

要把市场经济与政府有效监管有机结合起来

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必须加强对市场的监管,没有一个严格的政府监管,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监管必须有机统一。必要的政府干预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说主要是靠政府干预,不能说主要是靠行政的办法调节经济,配置资源。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起草过程中,原来想仍沿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我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我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宏观调控”到底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还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宏观调控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能说是前提条件,我们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不是说先国家宏观调控一下再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是资源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还是在政府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发挥市场的作用?三是配置资源的主体到底是市场还是政府?我认为主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四是谁代表国家,谁来调控,调控的主体是谁?国务院当然是代表国家来调控,省市也代表国家来调控,到了县里也代表国家来调控,这样大家都来代表国家进行调控能行吗?非乱不可。起草小组接受了我的意见,所以通过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没有再提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而只强调“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怎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中央是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去年12月5日《人民》以本报评论员发表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文中仍提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胡锦涛总书记于11月28日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抓住时机推出有利于促进发展的改革措施,注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政府扩大投资要同改善民生,带动终消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防止经济下滑,近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得到了国内、国外的高度评价。扩大内需的方针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提出来的。但从过去十年的情况看,扩大内需的结果更主要体现在国有投资的增长和扩张方面,终消费的比重则不升反降。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资料:2007年我国总储蓄占GDP的比重达51.2%,而消费只占48.2%,其中扣除政府消费14%之后,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4.8%,可能是世界上的。1997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45.2%。这种状况表明,投资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与消费的增长是不协调的。更重要的是,居民消费份额的持续下滑,意味着经济增长并没有同步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质量和福利。党的十六大以来,改善民生问题被提到重要议程,并作为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把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真正推进结构转型,而且有助于把短期反危机措施与长期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这次国务院出台的十大措施中,在保障性住房、医疗、教育、基本养老等若干方面都作了相应安排,并强调要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体现了中央在应对经济可能进一步下滑的决策中,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及其在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金融市场干预,这是自凯恩斯主义诞生以来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公共政策与宏观调控应对严重经济衰退的通常做法,并非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指出这一点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穿透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清除走向市场经济道路中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们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现实情况表明,作为终需求的基础,我国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还难以成为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外需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把扩大内需的着眼点放在投资扩张方面,而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投资扩张更主要的表现为政府投资扩张。这种情况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政策选择非常相似,当时就有人提出对政府投资扩张中可能出现的“体制复归”保持警惕,后来行政性垄断不断强化也证明这种警告并非无的放矢,如今我们仍需保持这一警惕。这里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如何撬动市场力量应该成为考虑的重点,而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场的行为应避免过度,甚至取代市场,同时也要考虑经济运行恢复常态时的“淡出”安排。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是,政府和市场按照各自“优势”确定边界,各自发挥彼此无法替代的优势。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的广度和深度问题,是宏观与微观协调机制问题。

高尚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有力的见证者、参与者之一。

担任过八年中国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六次参与中共党代会文件的起草。年近八旬,依然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一职,也是国内的民间智囊机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2008年初,高尚全曾受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之邀赴粤,为当地主政者掀起新一轮“解放思想”助威。面对广东三百二十余位省厅级高官,高尚全一口气做了近三小时的“解放思想与体制创新”报告。据说这次报告在当地引起热烈反响。

去年初,“解放思想”这几个字在高尚全看来,对中国改革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那么,当下的中国改革正面临着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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